朋友们对这篇的反应非常热烈，后台留言前所未有地多。其中也有不少反对意见，总结下来可以归结为两种：一种是说，资本的本性是逐利的，只要中国的成本优势在，不管西方政府怎么想，西方资本也不会从中国转走；
还有一种是说，国际社会就是一种丛林社会，在这里永恒的只有利益，根本没有什么信任可言。
这两种反对意见都是当下很常见的，但又是很混淆视听的，值得分别展开讨论下。这一期札记我就先来说说“资本都是逐利的”这个话题。我的答案很简单，资本当然需要逐利，但它会在道德边界内部逐利。“资本的本性是逐利的”，这种说法完全忽视了“人”的存在。资本只不过是工具，在资本背后的资本家都是活生生的“人”。而只要是“人”，就必定有自己的价值底线，虽然不同人的价值底线不一样，但没有价值底线的人是不存在的。资本家所秉持的价值底线就会贯穿在他的企业经营当中。否则，百年老店同仁堂怎么会挂上这样一副对联，“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也许有人会反驳，同仁堂的药很贵呀，它早都挣回来了。这点毫无疑问，但是我们可以追一句，如果资本仅仅是逐利的，那对同仁堂来说，最优选项是在药里面偷工减料一下，照样卖那么高的价格，而不是把自己架在那么高的道德高位上。所以，所谓“资本的本性是逐利的”，是指在给定的伦理价值边界内，资本必须做最优的成本收益分析，必须去做利润最大化的努力。如果不这么做，这个资本就死翘翘了，在这个边界内，资本家不可能流淌“道德的血液”，因为边界内的这个领域根本上来说是与道德无关的。但这不代表资本做事就完全没有价值底线了，因为真正在做事的不是资本，而是资本家，资本家在价值持守方面会流淌“道德的血液”，但此时他的身份不是资本家，而是个活生生的“人”。对于“人”来说，自己所珍视的价值，会通过自己所珍视的生活方式体现出来。如果一种生意会威胁到自己珍视的生活方式，那种钱是可以不挣的。“不食嗟来之食”，就是这种原则的体现，也是绝大部分人都会有的价值持守。当然，刚才所说的这些逻辑里有一种道德风险存在，就是如果我们只能依赖于资本家的道德自律来保障资本做事有底线，那么这是一种考验人性的制度——你无法确保资本家绝对不会在某一天会黑心一把。但好的制度不应该考验人性，因为人性经常是经受不住考验的。好的制度是要克制人性之恶，坏的制度则是要利用人性之恶。考验人性的坏制度，不是因为它相信人性能经受考验，而恰恰是因为它知道人性经受不住考验，所以就可以利用人性之恶来操控人。所以，就一个健康的社会来说，资本（或说资本家）是否有价值持守，还应该有一种外部的道德约束。外部的约束来自社会。要解释社会如何对资本构成道德约束，我们可以看看血汗工厂的例子。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亚洲有很多家为耐克公司代工的工厂，被西方媒体曝光属于血汗工厂，严重地压榨劳工。耐克公司并不愿意对此承担责任。西方媒体很快爆出不仅是耐克在把产品外包给血汗工厂，很多别的服装公司也在这么做。因此，就有很多西方NGO组织（非政府组织）活动起来，谴责类似于耐克这样的公司，进行各种抗议活动，并组织更多、更深入的调查，揭露出血汗工厂的更多惨状。这些NGO组织没有办法影响到大公司的决策，但是它们能够影响到整个社会的价值选择。所以很多消费者也开始抗议品牌商，宣布拒买这些来自血汗工厂的代工产品。一旦消费者行动起来，哪怕资本真的是仅仅考虑逐利，也不得不有某种道德姿态了，否则就会从市场上被逐出去了。这一系列的社会压力产生了效应，李维斯是第一家要求供应商遵循一系列法则的美国服装公司，比如要求供应商要保证公平公正地聘用劳动力，并且还会对供应商进行考核和监督。李维斯未必多么愿意去监督供应商，因为这要付出很多额外的成本；但是如果李维斯这么做了，它的社会声誉便会显著高于其他竞品，带来的销量扩大很容易覆盖住额外成本。很快，其他公司陆续效仿李维斯，耐克也走上了这条路。如今的耐克公司雇佣了将近100位专业人士帮助耐克解决“企业社会责任”的问题。耐克每年都会就供应商工厂的劳工问题和环境保护问题专门发表报告，报告的内容包括工厂名称和地址，行为规范准则与监管细节，以及为了整治和修复劳工和环境保护问题所做出的努力。关于耐克与血汗工厂的案例，参阅了（美）皮厄特拉·里佛利：《一件T恤的全球经济之旅》。现在西方的大品牌商普遍都会有对于血汗工厂的拒斥，要求代工厂必须满足基本的工人权益。这种选择毫无疑问会增加品牌商的成本，但却是它们一定会做的，因为如果不这么做，就会被消费者排斥掉。这样一种做法，客观上提升了第三世界血汗工厂工人的权利保护，有着很强的道德属性。不仅在日用消费品领域如此，奢侈品领域也是一样。比如，“恒久远、永流传”的钻石。在上世纪后期，非洲很多国家爆发内战，内战中的各方都得想法筹集军费，刚好他们控制的土地上产钻石，这就成了一个重要的军费来源。军阀们驱赶控制下的百姓去挖钻石，当中有大量极为血腥的故事，非洲底层百姓的血泪变成了西方上流社会贵妇的首饰。这种事情被一系列NGO组织关注到，他们开始推动禁止出口血钻的运动，以便保护那些可怜的非洲百姓。这些努力催生出2000年在金伯利举办的一次论坛，由此开启了金伯利进程。金伯利进程最终建立了一套追踪系统，用于追踪钻石原石的进出口，并引入了钻石的全球证书制度。血钻是无法获得证书的，也就无法进入合法市场；虽然仍然可以在走私市场上存在，但是价格势必大幅下跌，血钻逐渐也就玩不下去了。有一部电影《血钻》讲的就是这个故事，很好看。说到这，你可以反驳说，这仍然暴露了资本的本性是逐利的，它们是担心自己被市场排斥掉，这不是逐利吗？你要非得这么说也没问题，但我通过这几个案例是想要让你看到，资本不是在真空中活动的，而是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活动的。
社会里有公司、政府、消费者、NGO组织、媒体等等多种行为主体，它们在不断地互动，形成复杂的社会过程。这些社会过程会构成各种资本不得不服从的道德约束，不断提升整个社会的经济伦理水准。受这些经济伦理的外部约束，资本绝不能仅仅是“逐利的”，或者说，资本的“逐利”必须在社会所演化出的道德边界内部，如果突破这个道德边界，这资本也就死翘翘了。到了这一步，这种经济伦理究竟是来自资本家的道德自律，还是来自社会的压力，还重要吗？对所谓“资本逐利”的约束，还来自资本所处行业的自我约束。我用一个医疗行业的例子来解释，更容易说明白。这几年，中国的医患矛盾很尖锐，为什么西方国家的医患矛盾却不多呢？这与医疗行业的一个基本特征有关。医生跟患者之间有着天然的“知识壁垒”，这在本质上是无法克服的。这种壁垒让病人无法判断，医生究竟是基于专业知识做出的诊疗方案，还是基于私心，想多开药物。在无法判断的情况下，把对方设想成是坏人，对自己来说风险更小，这种心理会破坏医患之间的信任关系，中国的医患矛盾相对尖锐，原因就在这里。可是西方的医患之间就不存在那种知识壁垒吗？当然存在。但为什么西方的医患矛盾就不多呢？原因在于，西方国家有着各种自治的医师协会。病人跟医生之间有着知识落差，但是医生和医生之间没有，医生能够判断另一个医生是基于专业知识、还是基于多赚钱的私心而制定的诊疗方案。加入医师协会的人，相当于协会对他的医术和医德做了一种背书；如果一个医生违反职业道德，就会被踢出协会。这样一来，患者不需要有能力判断医生的专业水平，只需要看一下他是不是属于哪个医师协会，就能知道他是否可信任了。加入了协会的医生，因此在市场上有更多的机会，他也就会非常珍视自己的会员身份。那又如何确保协会是靠谱的呢？答案是，如果协会被患者发现不靠谱，它的背书能力就没有了，这协会的存在也就没有价值了。所以，有一点就特别重要，协会要想有足够强的公信力，它就必须是行业自治的，而不能是官方主导的。因为一旦是官方主导，民众就会怀疑，入会的医生，是因为他的医德医术，还是因为他跟负责官员的私人关系，协会的公信力就大大下降。在健康的社会中，这样一种行业自治的逻辑，实际上在各行各业是普遍存在的。它是对资本的一种外在约束，但在某种意义上又是资本的一种自我约束。即便你仍然要争辩说这种资本还是逐利的，但毫无疑问这是一种伴随着道德属性的逐利。不顾道德肆意牟利这种事情，是内在于人性的，并不是说有了前述的机制，就能消除这种人了。西方也一样会有那种黑心的资本家，但是由于行业自治的存在，他们这么下三滥地搞，被逮着一次，就再也没机会玩了。但是如果没有前述的机制，则下三滥的搞法被逮到之后，这个黑心资本家往往改换头面还能接着玩。这里就可以从另一个角度重述一下人性与制度的关系。好的制度不能改变人性，所以无法克服人性之恶，但它能够较好地节制人性之恶，从而这个社会还会是一个可爱的社会。下一篇札记，我再来说说国与国之间“永恒的只有利益”这个似是而非、混淆视听的话题。